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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楊培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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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德(1942—),男,苗族,貴州黃平人,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專家、貴州河灣苗學研究院院長。著有貴州本土文化叢書《鼓魂:西江苗族鼓藏文化田野筆記》;發表《從主體性與主體間性視角反思發展話語》《令他者消失源于對他者的恐懼》等三十余篇學術論文;主編了《苗族古歌》《苗族英雄史詩亞魯王》《苗族開親歌》《中國民間美術遺產普查集成·貴州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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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嵐,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館員。

李嵐:楊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的訪談!今天,面對全球化進程中的社會生活方式急劇變遷轉型,再加上復雜的文化多元特性,使我們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工作中常常感到困惑和迷茫,是不是我們看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有問題?

楊培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個課題的提出,是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中國是公約的締約國之一。我們國家到2005年開始踐行公約,2006年公布非遺保護項目,這里涉及到了文化的問題。我們中國把傳統文化叫民族民間文化,很多文件和書籍的用語一直提的都是民族民間文化。從2005年開始,才與國際接軌,使用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聯合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是在世界各國文化人類學家提出全球化嚴重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亟需進行保護的意見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什么是文化?過去民間傳統的說法,說一個人有文化,是說他進學校學習知識就有文化,沒進學校讀書的人就沒文化。從文化人類學的專業角度看,則與民間的說法不同,凡是在生活世界中的人都有文化。

李嵐:那么,作為一個“非遺”工作者需要具備什么樣的學科專業知識?

楊培德:做“非遺”保護傳承的工作人員,應該有一點文化人類學的專業知識,可以去讀文化人類學的書,自學這門學科,要知道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怎么產生的,有哪些特性。如果連這些都不知道,怎么進行保護。我從2005年參與“非遺”保護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和文化人類學這個學科有關。我們現在來談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的生活世界。人從動物中分化出來后,他已經不是自然人,不是單個個人,他們要結成社會,要安身立命,于是便創造了安身立命的文化。圍繞身體的需要,物質的需要,創造的文化叫物質文化。為人的痛苦、歡樂等等一系列的精神需求創造的文化叫精神文化,其實文化就是根據需要而產生,有什么需要產生什么。所以文化具有功能性,就是有用,文化就是人類社會創造出的一套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中國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說:“人們為了生活需要而創造出一個復雜的人文世界”,可見在人文世界當中生活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李嵐:文化和生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看待文化的角度不同,對文化的認識就不同,這和文化自身的特性有關系。

楊培德:我們一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對文化的認識,基本上是按照學校傳統教育的說法,有書本知識才叫有文化,鄉下的農民沒有文化,這種對文化的認識,肯定理解不了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也不可能知道文化的特性。文化是具有特性的。文化首先具有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人在社會中結群互動,在互動中創造了文化,文化就具有了社會性。人們在社會生活世界中用語言進行溝通交流,使用一種共同語言不斷擴大群體,不斷創新出獨特的文化,逐漸地形成了民族,一個民族用本民族語言創造傳承文化,文化就具有了語言性。可以說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

李嵐:把語言性作為文化的關鍵特性,沒有少數民族語言也就不可能有少數民族文化,如果少數民族語言消失了,少數民族的文化也會消失嗎?

楊培德:是的,語言是關鍵。社會結群需要通過語言交流,通過語言來表述,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語言。特別是抽象思維的語言概念,人是通過語言來描述世界,世界通過語言來呈現,沒有語言就不能呈現。現在有一些人沒有認識到語言的重要性。為數不多的人類學家,特別有少數哲學家首先認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文化是人們用語言進行創造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語言是存在的家”,這是說世界是用語言呈現出來的。德國語言哲學家洪堡特認為:“語言本身就是與民族一道形成”“語言具有把各民族區分開的屬性”“語言每時每刻都在為一個民族保持著它的全部思維——感知方式和全部精神成就”,語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說做“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不能忽視語言的保護傳承。

李嵐:文化人類學是跨文化研究,是不是首先就要搞清楚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楊培德:文化人類學是西方建立的學科,研究對象是非西方的異民族文化。人類學家不是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而是研究異民族文化,所以說文化人類學是跨文化研究。比如說漢族的學者研究苗族就是跨文化研究,在研究中就需要通過語言翻譯,不然就無法理解。各個民族生活在自己的語言世界里面。語言的世界也就是生活世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語言生活世界,他們就是在這種語言世界里面生活,他們的文化就是在這個語言生活世界里面形成的。在語言的問題上,可以說文化部門不夠重視。我們國家從50年代開始關注對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學校和文化部門都沒有忽視這項工作,特別是美術、音樂、舞蹈等文學藝術部門有關的學者,一直都在進行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現在很多項目都是在那個時候做的基礎,不是突然才發現。那時沒有注意到語言的重要性,只重視民族性,所以那時叫民族民間文化。1999年,云南首先出臺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貴州很快向他們學習,我參加起草了貴州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因為知道語言的重要性,第一條就提出保護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當時反對的人不少,有人說:“少數民族語言還保護什么,現在就是要講普通話,要按照國家教育對語言文字的統一”。爭論很激烈,最后還是把保護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列入保護條例。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一種語言沒有了,其文化也就消失了,可以說《貴州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列入保護,這在全國都是開創性的。貴州和云南出臺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后,文化部來調研,2003年開始制定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第一稿第一條就是語言文字的保護。文化部第六稿出來把這一條改成保護瀕危的古語言文字,就是說只保護那些根本就不使用的語言文字,這是對語言與文化的認識不夠,國家主導的語言文字不需要去保護,它不會消失。大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鄉土社會中人們在生活中產生的,不同鄉土社會的語言有差異,同一種語言,在各個地方有不同的土語。東北的漢語土語產生二人轉,到了貴州它是無法生存的,京劇也是徽班進京才產生,越劇、川劇等等都是用地方土語來演唱,離開這些地方的土語,這些劇種就會消失。如果侗語消失了,侗族大歌不可能用英語和漢語傳承下去,其結果就只能是消失。強調語言性,這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極為重要。

李嵐:我們下鄉看到的很多情況也都是這樣,學校推廣的是普通話,外出打工的父母回來不講本民族語言,孩子們慢慢也不會講了。那是不是我們說的“非遺”保護傳承就會遇到問題?

楊培德:是的,語言的保護傳承讓“非遺”的保護傳承遇到了問題。文化部的《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法》第六稿拿來征求意見,我在上面建議:“前面幾稿,都尊重文化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的意見,強調了語言的重要性,聯合國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就寫了要保護語言,中國作為締約國,必須與公約一致”。國家非遺保護法出臺后,貴州出臺實施條例討論時,又沒有關于語言這部分內容,可以看到這種對語言問題的偏見,解決不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的問題。所以要反復強調文化的語言性。

李嵐:除了您強調文化的語言性,前面還提到了民族性,既然語言這么重要,民族和語言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同樣也很重要吧?

楊培德:就民族性而言,民族和語言是連在一起的,有了民族,它一定會有語言。德國語言哲學家洪堡特說:“一個民族就是一個由某種特定語言來表明其特性的人類精神形式”。所以說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民族就會消亡。例如北宋時黨項人在寧夏建立了西夏國,他們有語言文字和文化,后來西夏國被滅,黨項人逐漸失掉了語言,消失了文化,黨項人就消失變成了其他民族。洪特堡說:“真正的民族差異始終體現在語言的差異中”;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也說:“語言差異一貫是文化差異的重要象征”。由于不同民族的語言差異,使人們生活在不同的語言世界中,不同語言世界的人必然創造出不同的文化,這樣一來,文化不但有了民族性,也有了差異性。所以可以說,世界上的語言是多元的,民族是多元的,文化也必然是多元的。正因為多元,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才提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上,人們應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另外,文化還有神圣性。文化的神圣性往往被人們忽視,50年代以來的學校教育,把文化的神圣性說成是封建迷信。人類創造文化的同時文化就具有了神圣性。我們可以看一下考古,中國上古時期最有名的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那是5000年前的兩個古國,古國遺址發現有祭壇,良渚文化是覆斗型祭壇,用來祭天神。人安身立命就是說人是有生死的,人生下來怎么生活,死了之后到哪里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上古時期的人們用神話解釋說,上天堂去就成了神,神下來保護現實生活當中的人,從考古遺存看到信仰是從人類創造文化時就有了。人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精神問題,于是通過信仰來解決。信仰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結合在一起,文化就具有了神圣性。比如說禮儀,待人接物,一整套生活當中的文化行為,不但要有人的規范、還要有神的規范。鄉土社會要有序,神圣性的規范不能缺,社會中有人違反規范,不但要受到人的懲罰,還要受到神的懲罰,要不然社會就會混亂無序。中國商代的甲骨文用來做什么?就是用來祭神的一種符號;東巴文也是人神對話的符號,這種符號,在宗教學中稱為宗教語言符號。作為文化的藝術,開始產生時就與神同在,甲骨文的“巫”可釋為“舞”。可以說藝術從來就和宗教如影隨形。

李嵐:這么看來,傳統舞蹈與宗教、祭祀活動都是有關的,比如彝族鈴鐺舞、瑤族猴鼓舞、苗族大小遷徙舞等等,都具有神圣性吧?

楊培德:舞蹈是從祭神活動中來的。北京舞蹈學院的劉建教授寫有《宗教與舞蹈》一書,他引用法國現代舞蹈家貝雅的話說:“舞蹈首先是宗教的”,這是說舞蹈離開了宗教,那么這個舞蹈就沒有它本來的舞蹈意義了。即使是現代舞,也具有神圣性。貴州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大部分都與神圣性有關。我們可以看一下地戲、儺戲都具有神圣性。反排木鼓舞是祭祖的宗教舞蹈,舞蹈動作是與祖先神靈對話的一種身體舞蹈語言。你說的彝族鈴鐺舞、瑤族猴鼓舞、苗族大小遷徙舞等等,的確都是具有神圣性的舞蹈。

李嵐:今天我們看到全球化浪潮下文化朝著多元在快速交融、變異和創新,現在文化還有“原生態”嗎?

楊培德:文化是不斷創造變遷的,費孝通先生說:“文化本身是變的,不可能永遠復制上一代的老框框。文化是流動和擴大的,有變化和創新。個人是一個文化的載體,但也會在文化的不斷創新中成為變體”。不同民族,不同語言創造了不同的文化風格,有風格的多樣性才有文化的多樣性,文化創造的風格不能丟,一種文化風格不存在了,這種文化也就消失了。我們說多彩貴州,就因為貴州各民族的文化風格存在多樣性。我們可以把文化比作一條河流,它是流動的,變化的,但是再怎么變它都是在自己的河中變。比如民間音樂,大家比較熟的民歌有《茉莉花》《無錫景》《繡荷包》等等。這些民歌,有一些是經過作曲家藝術加工過的,加工就是變遷,但在變遷中,民歌的風格沒有變。60年代中國作曲家把西方的小提琴和江南民間音樂進行創新,創作了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成為世界名曲。西方人認為這是中國風格的音樂,但是它已經吸收了西方音樂作曲的方法。再舉一個例子,京劇是怎么來的?清朝慈禧太后要祝壽,叫安徽的徽班地方戲進京,徽班在北京發展創新成為京劇,現在我們把它叫做國粹。其實這個國粹就是從鄉下來的,來了以后它吸收了漢劇、昆劇、秦腔等地方戲曲,然后形成京劇。京劇也在不斷創新,形成各種流派,比如梅蘭芳、周信芳、馬連良等各自獨樹一幟。從京劇看到文化是沒有不變的,所以我們不能用“原生態”這個詞,因為很難找到“原生態”,哪個時候才是“原生態”?

李嵐:宗教信仰有變遷嗎?

楊培德:宗教信仰也有不變和變的問題。比如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就經歷原始、小乘、大乘、密教等變遷。佛教經典雖然不變,但對經典的解釋不同,就產生了許多宗派,比如天臺宗、華嚴宗、凈土宗等。又如觀音,為了女信眾,就變成女觀音;為了滿足信眾的要求,觀音變成千手千眼觀音。在民間宗教信仰中,喪葬儀式變化不大,因為它涉及到古代創造的一套儀式,這套儀式具有神圣性,在社會變遷中很難改變。一般來說民間宗教變化不大,至于哪些是“原生態”就很難說了。文化的創造性和變遷性,我們必須認識到,只有認識到了才能搞好保護傳承。我們阻止不了文化變遷,但是可以做好“非遺種子”的保留工作。就像現在的雜交水稻,一邊雜交,一邊保留傳統的種子,今后不管怎么雜交,出來什么水稻都可以,但是那個種子基因還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種子”,保護“非遺”的“文化基因”。

李嵐:文化需要保護也需要傳承,是否具有傳承性?

楊培德:文化具有傳承性。每一代人都繼承了前一代人所創造的文化,這種代繼傳承是交錯的。傳承首先是語言傳承,父母一輩用語言教給子女認識世界,學會一套生活方式,這就是文化傳承,文化就是這樣交錯習得,世代繼替,傳承綿延。在傳統村寨鄉土社會中,一般會有三代到四代人同時在村寨中生活,傳統文化及其“非遺”就在這樣的時間空間中代繼習得傳承。現在全球化和城鎮化,年輕人都離開村寨鄉土,使代繼文化習得傳承出現斷層絕后,文化傳不下去,文化就死了。搞“非遺”保護傳承的人,應該了解這種文化傳承中的生死關系。

李嵐:楊老師,這么說文化也是有生有死的吧?

楊培德:文化是有生死的,文化創造出來就是生,不用就死。文化是人創造的人文生活世界,人在人文生活世界當中一邊生活一邊創造,創造比較突出的往往是精英。村寨鄉土社會中的民間精英創造了鄉土民間文化,鄉土民間文化幾千年來就是這樣生生不息地鮮活地生存著,鄉土非物文化遺產是其中的精華。

李嵐: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就是我們的民間精英,他們就是我們要保護的人,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做起來困難很大,您認為有哪些原因造成今天保護工作的困境?

楊培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是民間精英,這些精英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種子”,“種子”的土壤是鄉土社會。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農業鄉土社會,文化具有鄉土性,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需要認識鄉土性。這種鄉土性我們搞保護傳承的人過去認識不足,由于認識不足,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措施和方法就不切合實際,保護工作必然出現困境。

李嵐: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鄉土性,但今天鄉土里的人出去打工了,傳給誰?

楊培德:全球化、現代化、城鎮化加速,鄉土中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非遺”保護部門對認定的傳承人,規定要求他們帶徒弟進行傳承,他們有徒弟帶嗎?沒有徒弟傳承該怎么辦?對于這些問題應該進行調研。現在村寨鄉土社會轉型,我們應該幫助認定的傳承人,尋找新的傳承方式,才能使“非遺”傳承下去。

李嵐:社會轉型中出現傳承斷層是顯而易見的,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說不重視,但重視的力度似乎不夠,您認為是這樣嗎?

楊培德:的確是重視了,但如何應對轉型出現的復雜問題,還應該進行深入調研,多方聽取意見。我認為“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可以具體化、精準化,就像精準扶貧那樣,對于認定的傳承人,要有專人負責幫助他們落實傳承工作,傳承人是“非遺”項目的“種子”,要精心呵護“種子”。做“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很辛苦,要經常下鄉,要做很多宣傳,要讓更多的人來重視,要讓傳承人有文化自信。過去長期以來把“非遺”作為封建迷信,所以保護工作有難度。貴州的學者很早就提出文化可以作為一個文化產業發展,沒有受到重視。后來重視了,開始對貴州的“非遺”進行旅游開發,然而旅游只重視開發,不重視保護。旅游把“非遺”的一些項目拿來進行表演,在表演中為了吸引顧客的眼球,就出現了把“非遺”項目庸俗化、惡搞,毀了“非遺”項目的文化價值。

李嵐:您能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嗎?

楊培德:國家級“非遺”項目龍舟節是清水江中游苗族的盛大節日,以施洞為基點,上下游大概30多公里,涵蓋臺江,黃平,施秉等區域,龍舟節是這個地域苗族土語、服飾和婚姻圈神圣信仰的文化遺產。現在為了旅游表演,離開產生節日的鄉土社會圈子到施秉縣城,搞一個100米的巨型龍舟,這個龍舟就沒有“非遺”的價值了,龍舟是鄉土性的。鄉土社會結構是血緣宗族和姻親的結合,男人是宗親,女人是姻親。鄉土社會以家族宗族為單元,都市社會以個體為單元,“非遺”就是在這種鄉土社會中產生。推薦大家去看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鄉土社會以家庭和宗族形成一圈一圈的關系,就像丟一顆石頭到水里,形成的水圈一圈一圈的散開那樣。親戚也有親疏關系,越近越親,越遠就越疏,成為一個以宗族為核心組成的鄉土社會。嫁出去的女人,形成姻親地域性的社會關系。龍舟是由宗族建造,龍舟不但象征龍神,還是宗族的象征,龍舟具有神圣性,龍就很神圣,宗族人認為祖神請龍神來保佑他們,所以龍舟節的時候全體宗族出動,龍舟比賽如果宗族不團結,就比不過其他宗族的龍舟。整個龍舟的制造過程都有一套神圣的儀式,儀式起到凝聚整個宗族的作用,儀式中姑媽們要送禮,接龍。接龍就成為姻親和宗親的社會交往聯系,龍舟節的功能就是為了凝聚苗族鄉土社會中的宗親和姻親的社會結構,共生共榮地和諧生活。龍舟節中婦女們用刺繡、銀飾和歌舞展現美麗與快樂,族人們在節日中與祖神同歌共舞,祈求風調雨順,祝愿稻作豐收。施秉縣把龍舟弄到縣城為旅游惡搞表演,龍舟就失去了“非遺”的神圣功能和價值。

李嵐:那我們能不能這樣理解,文化是一個文化空間的整體呈現?

楊培德:鄉土文化空間我們現在叫社區,過去叫宗族,苗語叫“jangd  niel”音“疆略”譯為“鼓社”。苗族鄉土的“鼓社”組織,有一套社會結構形成自己的文化空間,文化就在其中產生運行。旅游開發為了旅游的需要,為了表演,把鄉土社會空間中的“非遺”項目弄到城市,改變了“非遺”項目的空間,把“非遺”項目核心價值去掉,“非遺”就成了空殼,除了有吸引眼球的視覺沖擊力,其它什么都沒有。要改變這種不好的變遷,我們就得要培養“非遺”創新型人才,創新出既符合旅游需要,又有“非遺”原有風格和價值的項目,引導文化變遷。

李嵐:現在城鎮化加速,鄉土社會坍塌,怎樣來理解這種現象?

楊培德:城鎮化加速,是資本為了增值運作的結果,資本要增值,必然迫使農民離開土地成為都市消費者,農民進城肯定會使鄉土社會解體坍塌,這個趨勢誰也阻擋不了。

李嵐:怎么理解資本的增值運作,導致鄉土社會解體坍塌對“非遺”保護傳承的影響。

楊培德:資本已經全球化,哪個地方能賺錢它就往哪里鉆,生產的產品需要開辟消費市場,資本把社會變成消費社會,只有增加消費資本才能增值,要增加消費農民卻消費不了好多東西,農民進城成為市民,需要買房子,買在城市中生活的各種消費品,這樣就拉動了消費,這是利益驅動的結果。農民離開土地,到都市生活,“非遺”消失的速度就會與城鎮化的速度同步,“非遺”保護傳承的難度就會更大。

李嵐:現實必須坦然面對,傳承人漸漸城鎮化,我們是不是也要重新調研這些“非遺”項目的現狀,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進行保護傳承?

楊培德:進入城鎮化中的“非遺”傳承人,和其他進城農民一樣,他們對鄉土文化有深深的情結,這叫“鄉愁”。每至鄉土節日,他們都會自發集中歡度節日。節日是“非遺”傳承的一種很好方式,通過節日歌舞傳承“非遺”效果尤佳。應該看到進入城鎮的“非遺”傳承人仍然是傳承“非遺”的關鍵,不應忽視他們的存在。進入城鎮生活的這一部分人,他們往往借助新媒體進行聯絡溝通,通過新媒體進行傳統文化的傳播共享。“非遺”保護傳承的文化部門的經費投入,應該考慮扶持城鎮化中的“非遺”項目保護傳承,利用節日在城市進行“非遺”保護傳承效果較好。比如廣州、江浙一帶,當地部門支持少數民族過節、進行“非遺”表演活動,并作為當地多元民族文化的一種展示。在鄉土社會“空心化”的同時,進入小城鎮生活的“非遺”人群仍然帶有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這一群體對于傳承“非遺”不存在大的問題,關鍵在于找到合適的方式進行傳承,幫助他們在城鎮化中做“非遺”傳承工作。我們現在的“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主要集中在鄉土社會的“非遺”傳承人,未考慮到城鎮化進城的農民和“非遺”傳承人。建議對這部分的傳承工作進行研究,制定傳承機制,開展城鎮化中的“非遺”保護傳承工作。

李嵐:在我們工作當中,有一些“非遺”項目,如果能和市場很好的接軌,比如刺繡、銀飾、蠟染等手工技藝,相對來說能較好的傳承。而口頭文化、傳統戲劇、民俗、傳統醫藥等的“非遺”項目傳承就非常艱難,現在除了政府支持外基本沒有市場。

楊培德:用市場帶動保護傳承“非遺”,只有技藝類工藝品可以,其它項目還是要靠政府文化部門保護。做“非遺保種”工作,我建議首先做好“非遺”的“保種”工作。文化是人創造的,創造文化的往往是社會中的精英,用“非遺”的行話講就是傳承人,傳承人是創造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英,這些精英就是“非遺”的“種子”,“保種”就是保護他們。建議重新梳理傳承人,首先對國家級非遺項目傳承人進行梳理,在梳理中取消不符合傳承條件的傳承人,年邁不能傳承的進行更換,逝去的給補上,與傳承人簽訂協議,定期對傳承人的傳承工作進行檢查,違反協議應該取消傳承資格。總之應該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保種”機制。

李嵐:做這樣的“保種”工作,完全靠省非遺保護中心是做不到的,必須政府、專家、文化主體(傳承人)一起努力才能做好,缺一不可。

楊培德:是的,“非遺保種”工作要靠大家來做。比如苗族古歌這一項,要有人負責,有人牽頭做,還要有專家參與,沒有專家就不知道這個項目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去保護連傳承人唱的是不是古歌,他亂唱一通你都不知道。由于做“非遺”保護的人手少,我建議列出項目,由民間組織承擔,這就牽涉到經費問題,保護“非遺”經費一定要落實到“非遺”的項目,每個項目要有人去做,可以通過招標來做,項目要有專家參與,要定期檢查,一個一個項目落實。對國家級“非遺”項目和傳承人,應該建立活態傳承“保種”檔案,進行動態跟蹤監管,隨時掌握傳承人的傳承動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另外一個途徑是“非遺進校園”。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編制成校本教材在小學、初中進行講授,從小培養中小學生對非遺的興趣。這部分工作,省民委、省教育廳從2005年開始就已經進行大膽地嘗試、陸續擴大“非遺進校園”的輻射面,現已積累了十多年的經驗,可以說是熟門熟路。省非遺保護中心可以考慮與省民委、省教育廳合作,進行“非遺進校園”系列教材的編寫,省非遺保護中心可以出面邀請專家學者對教材進行編寫出版。“非遺進校園”系列工作的難點就在于經費的投入。

李嵐:關于“非遺進校園”,省非遺中心已經在2017年制定了詳細的方案,今年已經陸續把“非遺”推進到了幼兒園、小學、中學和大學。校本教材的出版也是今年省非遺中心要做的一件實事,將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編寫,支持全省“非遺進校園”的相關工作。

楊培德:你們的“非遺進校園”工作已經實施,預祝成功。關于市場帶動傳承,還要補幾句,傳承人生產產品分為兩類,一是傳統的,對于傳統產品即使是面臨滯銷,為了“保種”政府也要扶持。二是創新進入市場的手工藝品,當地政府部門應該考慮培育地方性市場,幫助“非遺”傳承人建立產品銷售平臺,還可以在稅收方面給予優惠,提供小額貸款等支持。此外,地方政府可定期的舉辦“非遺”項目相關比賽,進行獎勵,以舉辦比賽為切入點,帶動更多的人加入到“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中。可以設新傳承人獎,建立新傳承人庫,對這一部分新傳承人進行選拔培訓。

李嵐:“非遺”有創新成功的例子嗎?

楊培德:學術界將文化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簡而言之,就是都市社會精英和鄉土社會精英所創造的兩種傳統文化。大傳統往往吸收小傳統的精華進行創新,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就是一個典型。“梁祝”是在江南民間音樂基礎上,用西方協奏曲的作曲方法和形式創新,創新非常成功,成為名曲。

李嵐:在培訓中,鄉土社會的“非遺”精英傳承人是否可以作為教師進行授課?高校教師對“非遺”精英傳承人的培訓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楊培德:“非遺”培訓涉及到文化人類學關于跨文化知識傳授問題。鄉土社會中的“非遺”精英傳承人,他們的“非遺”知識具有民族性和鄉土性,“非遺”精英傳承人到學校作為教師授課,學校應該告訴學生,這是民族鄉土知識。高校教師對“非遺”精英傳承人培訓,高校教師首先應該懂一點教育人類學關于跨文化知識教學法,因為高校教師用的是學校教育的普同性知識去培訓“非遺”傳承人,這種普同性知識與“非遺”的民族鄉土性知識是不同體系的知識,往往形成知識逆反沖突。現在有高校教師用美術的專業體系寫實方法,教學培訓刺繡、蠟染“非遺”精英傳承人,這種方法否定了“非遺”精英傳承人的民族鄉土性知識和技法,造成“非遺”精英傳承人陷入對自己原有民族鄉土性知識和技法認知產生混亂的尷尬境地。這樣的高校培訓,不是提高“非遺”精英傳承人對“非遺”保護傳承“保種”能力的培訓,而是南轅北轍破壞性的培訓,應該加以否定。培訓也應該堅持文化人類學關于民族多樣性、語言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和知識多樣性,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原則。(楊培德  李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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